從一個“必須”兩個“加快”看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重要性
更新時間：2013-11-13 9:11:40 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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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11月12日電（記者 韓元�。�12日閉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其中，有關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加快”的字眼出現兩次。這一個“必須”兩個“加快”反映出“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之對應的頂層設計呼之欲出。今后的生態環境保護將走出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現實困境，站在“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的更高層面畫出制度紅線，健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節約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
當今時代，建設生態文明越來越成為人類共識和協同行動。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長期以來我國經濟都是一種粗放式發展，我們的生產方式脫胎于傳統工業化的路子，以往主要拼資源、拼環境消耗帶來的發展成果伴隨著高昂的生態惡化代價。同時，生態治理卻停留在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打補丁、擦屁股階段，走不出末端治理的圈圈。
生態文明建設既事關發展方式，又事關人民福祉。無論是著眼于當前的環境惡化現實，還是著眼于中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長遠，我們都“必須”并且“加快”站在更高的層面來統籌發展經濟和環境治理的問題，尋找更為有效的制度性解決方案。
黨的十八大強調，要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十八屆三中全會更進一步提出，要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要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這是實際上就是從資源管理、環境管理、生態管理的視角創新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
在許多專家學者眼里，“生態紅線”是中國提出“18億畝耕地紅線”之后，另一條被提升為國策的紅線。
其實，“劃定生態紅線”的提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現在官方的表述中。2011年10月出臺的《國務院關于加強環境保護重點工作的意見》就明確規定，國家要“在重要生態功能區、陸地和海洋生態環境敏感區、脆弱區等區域劃定生態紅線”。2013年5月24日，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也提出要“劃定并嚴守生態紅線”，并強調“在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應該受到懲罰”。
不管是建立生態文明制度，還是劃定生態紅線，都是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走出一條低投入、低能耗、少排放、高產出、能循環、可持續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今年9月發布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就體現了這一點。大氣污染治理不再在末端治理的圈子里打轉，而是直指發展方式的積弊，以大幅削減燃煤消耗、大幅淘汰落后產能為主陣地，將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變革作為污染物排放總量減排的主要手段，為環境保護方式變革寫下了很好的注腳。
與此同時，重點湖泊水環境綜合整治和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美麗鄉村建設在全國范圍有序推進。
其實，自十八大以來，一系列旨在構建生態文明建設路徑的制度密集出臺：2012年12月，環保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和財政部聯合發布《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要求嚴格環境準入，旨在形成環境優化經濟發展的“倒逼傳導機制”；2013年6月，最高法、最高檢出臺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2013年9月，國務院出臺《大氣污染防治計劃》，北京、河北等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地區在第一時間發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方案；2013年10月，“保護環境是國家的基本國策”寫進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
我們應當看到，當前，構建生態文明建設長效機制的機遇期是好的，一方面，社會公眾的生態保護意識逐步增強，參與的主動性和參與的程度不斷提升；另一方面，生態資源破壞和惡化所形成的外部約束力形成了較強的“倒逼”機制。而且，全面深化改革已經形成共識，只要我們堅定信心、長期努力，推動包括生態文明體制在的一系列改革，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一定就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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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11月12日電（記者 韓元�。�12日閉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其中，有關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加快”的字眼出現兩次。這一個“必須”兩個“加快”反映出“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之對應的頂層設計呼之欲出。今后的生態環境保護將走出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現實困境，站在“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的更高層面畫出制度紅線，健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節約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
當今時代，建設生態文明越來越成為人類共識和協同行動。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長期以來我國經濟都是一種粗放式發展，我們的生產方式脫胎于傳統工業化的路子，以往主要拼資源、拼環境消耗帶來的發展成果伴隨著高昂的生態惡化代價。同時，生態治理卻停留在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打補丁、擦屁股階段，走不出末端治理的圈圈。
生態文明建設既事關發展方式，又事關人民福祉。無論是著眼于當前的環境惡化現實，還是著眼于中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長遠，我們都“必須”并且“加快”站在更高的層面來統籌發展經濟和環境治理的問題，尋找更為有效的制度性解決方案。
黨的十八大強調，要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十八屆三中全會更進一步提出，要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要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這是實際上就是從資源管理、環境管理、生態管理的視角創新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
在許多專家學者眼里，“生態紅線”是中國提出“18億畝耕地紅線”之后，另一條被提升為國策的紅線。
其實，“劃定生態紅線”的提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現在官方的表述中。2011年10月出臺的《國務院關于加強環境保護重點工作的意見》就明確規定，國家要“在重要生態功能區、陸地和海洋生態環境敏感區、脆弱區等區域劃定生態紅線”。2013年5月24日，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也提出要“劃定并嚴守生態紅線”，并強調“在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應該受到懲罰”。
不管是建立生態文明制度，還是劃定生態紅線，都是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走出一條低投入、低能耗、少排放、高產出、能循環、可持續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今年9月發布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就體現了這一點。大氣污染治理不再在末端治理的圈子里打轉，而是直指發展方式的積弊，以大幅削減燃煤消耗、大幅淘汰落后產能為主陣地，將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變革作為污染物排放總量減排的主要手段，為環境保護方式變革寫下了很好的注腳。
與此同時，重點湖泊水環境綜合整治和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美麗鄉村建設在全國范圍有序推進。
其實，自十八大以來，一系列旨在構建生態文明建設路徑的制度密集出臺：2012年12月，環保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和財政部聯合發布《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要求嚴格環境準入，旨在形成環境優化經濟發展的“倒逼傳導機制”；2013年6月，最高法、最高檢出臺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2013年9月，國務院出臺《大氣污染防治計劃》，北京、河北等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地區在第一時間發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方案；2013年10月，“保護環境是國家的基本國策”寫進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
我們應當看到，當前，構建生態文明建設長效機制的機遇期是好的，一方面，社會公眾的生態保護意識逐步增強，參與的主動性和參與的程度不斷提升；另一方面，生態資源破壞和惡化所形成的外部約束力形成了較強的“倒逼”機制。而且，全面深化改革已經形成共識，只要我們堅定信心、長期努力，推動包括生態文明體制在的一系列改革，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一定就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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